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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黄金时代的译制片配音歌唱家,三代上海电

2019-11-10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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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内容。”配音是“魂的再塑”……一茬一茬的人也在被“经典”这个载体记录下来,像仓廪堆谷粒或杯中盛水

译制片中文配音版越来越被冷落 中文翻译被频频吐槽

参与配音的部分老艺术家,从上至下依次为:苏秀、乔榛、刘广宁、童自荣

摘要: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读者是不是熟悉《战争与和平》这部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著作,我想,看看这部影片,对了解这本书,对了解托尔斯泰,对了解俄罗斯文学和了解俄罗斯,都是有帮助的。因为熟悉,所以就能入戏,甚至会觉得没有任何的隔膜感。而对于一个演员和导演来说,内外兼修,这是一个比较漫长与辛苦的过程,所有的感觉,都是需要积累积累再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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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制片中文配音版真的会消失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老一代配音艺术家们现在业已离开了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录音棚。在这片夕阳余晖中,我们只能在他们永恒不变的声音中,遥望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身影,并用我们的心灵和笔触将他们的名字用大大的金字镌刻在中国电影史的丰碑上。”

徐芳:您是《茜茜公主》中不怒自威的皇太后,也是《穿Prada的女王》中霸气外露的“女魔头”;是《天书奇谭》中顽劣惫懒的小皇帝,也是《功夫熊猫2》中未卜先知的羊仙姑。作为译制片时代,广大影迷最耳熟能详的经典声音之一,您以独具魅力的嗓音,穿越过数十年的光影岁月……不过,您扮演得最多的角色是“女王”,天生一副铿锵有力而自带威严的女中音,使您几乎成为了“女王”配音的专业户,从“武则天”到“伊丽莎白女王”、“慈禧太后”等,您也因此被称之为译制片“女王”……请问“女王”,您的声音辨识度很高吗?在声音表现中,是您的个性重要?还是角色的个性更为重要?

曹雷和刘风 图 / 罗俊

自1949年我国译制了第一部前苏联影片《一个普通的战士》至今,译制片幕后的工作者们已经默默耕耘了68年。可是近年来,译制片中文配音版越来越被冷落,而对电影的中文翻译等又频频吐槽,影视译制幕后流程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但却也因为了解不够,产生了很多误解。

这是拙作《棚内棚外——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辉煌与悲怆》中的结束语。没想到,我与上译厂的缘分还远未结束。一部反映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沈阳北大营战俘营残害美军俘虏史实的中美合拍纪录片 《铁血残阳》,又让这些真正的“中国好声音”重新集合起来了!

曹雷:与“女王”结缘,缘于上世纪60年代配译的一部“内参片”《罗马之战》,我在当中配译的是那位杀死了自己妹妹夺取王位的女王。其实,在我看来,人家说我是女王专业户 ,我觉得没什么女王不女王,都是不同的人。你就说武则天,当女王之前和称帝之后肯定不一样;窦太后是瞎子,所以这个角色说话的时候,会让人感觉测不到与对话人的距离。没什么太后腔、女王腔,你得研究她的历史、她的个性、她在家庭当中的地位……你才知道,她究竟该怎么说话。声音造型,同样也是无法脸谱化的。

无论什么领域,体验过黄金年代的人和别人不同的是,有一种骄傲、遗憾和困顿带来的复杂情绪。

近日,由甲骨易译制主办的“影视译制艺术沙龙”举行,八一电影制片厂翻译贾秀琰作为上半场主讲嘉宾及下半场主持人,与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创作总监、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张云明,国际翻译研究专家、语言学博士伊夫·甘比尔 ,配音演员季冠霖等一起畅谈了关于译制片的那些事儿。张云明表示,译制片中文对白版不会消失,巧合的是,在之后举行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首映式上,为波洛配音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副厂长刘风也呼吁观众多多关注译制版,他认为《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样有味道的片子很适合欣赏译制版,“即使喜欢看英文原版的年轻人也能去发现译制片的美”。

没人提及“报酬”二字,谈的都是戏

我觉得既要有配音演员的个人特色,也要体现角色的需要,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一定会有挑战。

促狭鬼

传统的翻译人员并不见得是好的字幕翻译

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打了上百个电话,联系了老配音艺术家童自荣、乔榛、刘广宁、曹雷、程晓桦、孙渝烽、戴学庐、翁振新、王建新、程玉珠,以及曾经深度参与过电影译制的上影老艺术家梁波罗、吴文伦。另外,我还邀请了与电影译制片渊源颇深的上海电视节目主持人刘家祯和林栋甫、上海电视台配音演员陈兆雄、也是著名配音演员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常务副厂长刘风以及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王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现年92岁的著名译制导演、配音艺术家苏秀老师打了个电话,邀请她在身体许可的前提下参加这部影片的配音。不料老太太一口答应,还催着要我把台词尽快在微信上传过去。就这样,在短短一周内,一个由老、中、青三代配音艺术家组成的顶级配音团队和后期译制工作团队组成了。我很快为该片21个人物和角色确定了演员名单。令人感动的是,整个配音团队中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跟我提及“报酬”二字,电话里,他们长篇大论谈的都是关于影片、关于他们的角色、关于配音的整体风格。童自荣老师甚至跟我说了这么句话:“一旦开始工作了,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客气。”

以我为例来说,我在戏剧学院上学时,一年级的声乐考试不及格。老师比我还着急,但发现了我的中音部较好,以此为突破,来有的放矢地进行训练,二年级时竟获得了各项全优。确实狠下了功夫,方法也对头了,把唱歌的用气法用在朗诵上——这一把嗓子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所以你说‘促狭鬼’要怎么念。”一位灰白头发的老人从公寓楼里走出来,穿了一件牛仔外套和深色灯芯绒裤子。上海连日多雨,旁边的高个年轻人给她撑着伞。“要是念‘cokaju’,北方人听不懂;要是念‘促狭鬼’,没人听得懂,南方人也不懂,北方人也不懂。”

配音译制片曾经风靡一时,童自荣、乔榛、丁建华等更是影迷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名气丝毫不比那些在台前露脸的演员低。可是近年来,随着国内英语水平的普遍提高、译制片人员的质量下滑等等问题,似乎看原版配中文字幕的电影已成为趋势,一些家长,甚至在孩子跟不上中文字幕速度的情况下,也愿意去看原版电影,使得影院里孩子不停问,家长不停讲,造成了观影的矛盾。

2017年5月2日上午,我还在路上,手机响了,是上译厂严峻书记打来的。她声音有些急促地告诉我,童自荣老师已经骑着自行车赶到厂里,要求提前看原片。这令我颇有些感慨:虽然退休多年,一旦有了工作,那些老艺术家都还是老样子。

我也没想到从电影制片厂和话剧舞台上的演员,又跨到了上海译制片厂,成为了配音演员和导演。译制配音成就了我的第二次艺术生命,由于不在台前,不会受到自身形体、年龄的限制,我发现自己的舞台变得更广阔,可以挑战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甚至还能反串扮演。

“是得查查这个到底怎么念。”年轻人应她。他们几步走到一辆黑色车子旁,收了伞上车。

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观众不习惯看字幕版,因为他们觉得会让人分神,也会让整个画面看起来不协调,影响观影感受。也因此,中国电影在美国上映后票房不佳,业内人士曾认为翻译得不好是一个原因。

我在严书记的办公室见到了童自荣老师。接下来的午餐时间里,童老师起初还有兴致地跟大家聊聊天,但一谈到戏,神情马上就严肃起来。匆匆用罢简餐,回到上译厂所在地虹桥路广播大厦,给童老师安排了一间工作室看原片。童老师几乎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立马就在我们眼前消失了。之后,风度翩翩的程晓桦老师现身,《铁血残阳》的译制工作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配音也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因为受原片的限制,原片演员怎么表演,塑造的是这个形象,你必须得符合。但是你又必须跳舞,而且要跳得好看。所以事先也要排戏,琢磨怎么把握这个角色的个性,如何进入角色的心灵,再通过你的嘴,说出中国话来——这是让我们中国人听得懂的“中国话”。

老人叫曹雷,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上海电影译制厂(以下简称“上译厂”)的配音演员。如果听声音,她是《茜茜公主》中的苏菲皇太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的米兰达、《苍穹之昂》的慈禧,也是2010版《红楼梦》中的贾母。

同样,国际翻译研究学者、芬兰图尔库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伊夫·甘比尔也认为,对一部电影来说,翻译工作非常重要,“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他说各国的影视翻译者都面临着时间、内容、受众接受度的多重考验,这无疑是一种压力,除了对内容把握之外,还需要在压力下快速决策、分析、重组、压缩。同时,译者还要和译制导演、录音师、字幕员、配音演员及时沟通、合作、协调,才能制作出高质量的文字翻译。而传统的翻译人员也许并不见得是好的字幕翻译, 这需要很多因素综合考量。

5月4日早晨,配音正式开始。8点45分,我抵达广播大厦,在上译厂录音棚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墙上镌刻的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先生的名言:“剧本翻译要有神,演员配音要有味。”

在配音同时,我也跟着世界各国的好演员学表演。他们对语言的把握,每个人都有很大的特点。我曾经不止一次赞赏的是梅里尔·斯特里普。我前后配过她9部片子,她每一部片,每一个角色,语言处理都有她的设想,从声音到语言,都非常注重对角色的塑造。比方说《苏菲的选择》,她一开始是讲波兰话,到美国,用波兰口音说很不流利的英文,到后来是用英语流利交谈,还带着波兰口音。后来她演了《铁娘子》,用撒切尔的家乡口音来演这个角色。

“女王专业户。”年轻人打趣,他叫刘风,上译厂副厂长,一张圆脸看起来总是充满着热情。

迪士尼曾夸《海底总动员》中文版比原版还生动

还没来得及踏进上译厂一号录音棚,我就听到了将为片中战俘研究学会成员西里扶甬子配音的曹雷老师的大嗓门。由于当天下午要赶往广州参加一个活动,她一大早就到了。当她认真对台词的时候,孙渝烽老师笑眯眯地走进了录音棚。第一天工作,一开始似乎有些不太顺利——棚外录音台上的扩音器里不时传来曹雷老师的嘟囔声:“完了,今天走不了了。”好在说归说,经验老到的她还是很快调整好了节奏,把自己的戏份配好。

这个被全世界影迷们称之为“梅姨”的大明星,本是唱音乐剧出身的,声音非常之漂亮,但她不是要展示声音,角色应该怎样就怎样。这跟配音演员其实是一样的,声音是属于角色,是为了刻画角色的内心而存在的。你要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

1950年以来,译制厂将外语片翻译、配音、混录然后放送,那些电影构成了国人对外国的想象,“人们就像是突然从一个封闭的黑屋中窥见了从窗外投射进来的一派春光。”70年代,得益于政治内参片的需要,和一位“集艺术管理、翻译、导演三大核心能力于一身”的厂长陈叙一的带领,上译厂很快集结起第一代演员,并开启黄金时代。

译制片导演张云明是一位优秀的配音演员,他塑造了很多经典配音角色,如《西游记》里的唐僧、《末代皇帝》“溥仪”、《乱世佳人》“白瑞德”,《佐罗的面具》“佐罗”等等,在担任华特·迪士尼创作总监后,他更侧重于译制导演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8点多,童自荣老师到了。他让录音师钟鸣放原片,拿着台词本对着屏幕上的人物——美国老兵本·斯卡顿,在那里“念念有词”,不久就渐入佳境,看得出他准备得极为充分。不久,剧组的车接来了配战俘女儿凯瑟琳·克马的配音艺术家刘广宁。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棚内的童老师配戏,还不时看看自己抄在纸上的台词。时近中午,轮到刘广宁上场了,她步履蹒跚地进了录音棚。一开口,深厚的台词功底就显现出来,很快就把戏给配好了。

在声音塑造的角色中,往往好女人是我,坏女人又是我;中年妇女有分量的角色配得相对多了,但一群小姑娘中,那个最会撒野的一般也是我;浑小子、老妖婆等等,常常也被认为比较适合我……

上译厂在那时候摸索并保存下一套译制片的制作流程。当翻译拿来翻译好的文本后,需要根据画面进行初对,电影画面播放的同时至少有导演、演员、翻译和口型员在场,其中口型员很关键,他们的作用是根据原片演员口型数出一句话中能放多少中文字进去,演员必须经过数口型的训练。文本的初对会花去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所有演员被叫到一个棚里录音,经过鉴定、补戏,最后合成:一个月后,一部译制片便出炉了。

张云明坦言,现在很多观众更加喜欢看原声字幕版,甚至有观众认为译制片中文对白版早晚要被淘汰。但是以他做译制片工作至今已近30年的经验而言,他认为,译制片不可能消失,这种再创作的艺术形式会被观众认可、得到发展的,只是需要些时间而已。

刘老师离开后,她的“大侄子”、我的上戏师兄刘风副厂长进了棚。到底是现役配音演员且受过良好的学院派台词训练,他非常轻松地就把自己的戏给配完。“小老大”梁波罗老师满脸笑容地来了,虽已多年未配音,但他几乎在几分钟内就适应了剧中人物的节奏。接力的老配音演员程玉珠老师也轻车熟路地完成了她的戏份。

几十年来,我配音、译导的影片大概有千部集之多。

忙的时候大家没日没夜干活,一边吃饭手指还在敲着桌子数口型,晚上洗脚时因为想台词忘了脱袜子。有时候在闷热的夏天录群戏,要挤过汗涔涔甚至光膀子的人群努力到收音筒前面去,但所有人都乐此不疲,并且在许多年后依旧怀念。

张云明介绍,迪士尼公司在向全球发行电影是非常重视配音的,有40多个国家的语言配音,为了达到高质量的统一,前期会有创作说明、试音,后期录音、混音的审查等一系列的流程,而这些恰恰是国内配音译制行业所欠缺的。他认为,只有以更加规范化和高要求的制作标准、以精雕细琢的艺术创作态度对待这项工作,才会创作出观众喜爱的译制片,译制片才会繁荣。

画面放映时,苏秀的眼神忽然变得锐利起来

那时,领导要我挑起大梁担当译制导演,当然我有顾虑,因为恶性肿瘤手术后还未过五年康复期,但经不起领导的再三要求,最终还是兼任了译制片导演。

刘风的车子开到城市北郊高架旁一片工业园改造的文创产业园,里面有一间录音棚。录音棚不大,一共二十多平的地方被分割成两间,里间可以容两人录音,悬着两个黑色的收音筒,外间是录音室的工作台,坐着带脏辫绑发带的录音师。曹雷一个人进到里屋,没有对手演员,她摆好水杯就开始录音。

张云明还举例《疯狂动物城》等电影中文版的成功,甚至早些年他导演的《海底总动员》的配音,得到了迪士尼电影部门美方负责人的高度评价:“感觉中文版比英文原版配得还要生动、形象。”张云明坚信中国语言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译制片更是有着永恒的艺术价值,在他看来,想让观众喜欢配音版译制片,自身一定要做好。

下午4点,苏秀老师在女儿侯牧遐的陪伴下坐着轮椅来到了厂里,她也是上译厂目前健在的第一代配音演员里岁数最大者。在接受了众人的问候后,我把老人家推进了录音棚,坐在话筒前。我先把台词放在苏秀老师面前的小桌上,又帮她把耳机塞在耳朵里,当画面在她前面的屏幕放映时,我发现她的眼神忽然开始变得锐利起来。怕老人累着,我事先安排程晓桦老师在棚外录音台后面帮苏老师对台词,当外面的晓桦老师开始念苏老师的台词时,老太太的神情变得十分严肃而专注。她凝神听了一会儿,突然开了口:“晓桦,这句话不应该这么表达,我觉得这句台词的意思是……”我在儿时经常感受到的这位老译制导演的“王者风范”,瞬时闪现了出来。

在我的一本小书最后,有一首诗《最喜爱的时刻》,聊以表达自己的心声:“在角色背后,我隐藏着自己。不,不需要人们认识我,只希望银幕上的‘她’,能留存在人们的心里;不,不需要桂冠,不需要虚名,只愿一个个活生生的角色长驻人们的记忆。”

三个小时后,录完戏的曹雷拿上外套,在走廊上一边穿一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80岁的牛仔,后天就要去加勒比海岸了。”她是经历过译制片兴起与衰落的人,看到上一代人的品质,也为此景惋惜。他们始终坚信译制片存在的合理,也不放弃能用声音做的任何事情。

“译制腔”是时代产物

我站在苏秀老师的侧面,只见她目光炯炯地看着屏幕上的画面,口中清晰地发出一个个指令——那个本已在退休生活里变得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瞬间犀利起来,那位30年前在永嘉路上译厂录音棚里指点江山的精干女导演又回来了!苏秀老师三下五除二地与晓桦老师对好了台词,然后很快把自己的那段戏给配完了,真是“宝刀不老,技艺犹存”!

徐芳:有人说配音也要有世俗心,要合情合理,要尊重常识,这些都是声音完成还原情境的基本条件,也许属于声音的物质外壳的问题。但光有这个,还远远不够。物质外壳解决的只是俗世层面的建构方式,但从俗世中来的,还要到灵魂里去。灵魂在哪里?就在这个人身上。声音的后面如果不站着一个人,一个有着生动灵魂的人,这个配音,哪怕实感层面配得再好,它的境界都是有限的。一个个屏幕上活动的形象,如何用声音才能刻画得入木三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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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译制厂副厂长刘风曾为《哈利·波特》系列的斯内普教授、《功夫熊猫》阿宝等多部电影献声,此次为《东方快车谋杀案》大侦探波洛配音,他认为配音绝对是门艺术。好的配音相当经典,甚至可以增强影片的感染力,达到原版声音无法达到的效果:“译制版也承担着弘扬我们中华语言发展等一系列的义务和使命,希望大家关注译制片。”

5月6日上午9点不到,上海电视“名嘴”刘家祯老师率先进了录音棚,但没料到等待他的却是漫长的一天——当他的录音还在顺利进行时,戴学庐、翁振新、王建新三位互相久未见面的老师先后也来到了现场,为了不让老艺术家等候太久,刘家祯非常体贴地请三位老人家先录,而三位配音老兵很快进入状态……午餐后,曾在日本影片《生死恋》中为广告导演野岛进配音的上影演员吴文伦老师拄着拐杖来了。不久前刚发过脑梗的他精神不错,慢慢吃着我给他留的午饭,还不时跟我开着玩笑。到底是老法师,进棚后,他在极短时间里就适应了原片节奏,看似慢悠悠,但准确度极高地完成了为角色配音。等这一切工作结束后,刘家祯老师才又重新上阵。可是,他所担任的全片旁白的工作量大大超乎预计,而他的态度又是一丝不苟,配音工作一直延续到将近午夜才全部完成。

曹雷:在译制配音的过程中,对白的翻译还得受字数的限制。译制前有一位口型员会专门负责数数,看一句对白里可以放进多少个中国字。比如道一句早安,英文可能只有一到两个音节,而日文却要占八个字。所以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它填满,比如变成“某老太太,早上好啊”。

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组合影

俞飞鸿为《东方快车谋杀案》米歇尔·菲佛饰演的哈伯德夫人配音,她也表示,配音并不容易,用声音表演是另外一种方式:“有演员表演在先,你还不能随意表演,需要贴切她的表演,然后用声音,用我们的语言帮助她完成塑造这个角色。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大的努力。”

吹响老配音艺术家重焕艺术风采的“集结号”

现在很多译制片已经省略了这个数口型的功夫,通过加快或放慢语速来填满一句话,但语速也是有情绪的,改变语速会影响角色感情色彩的表达,所以我不赞成这种做法。现在的电影往往是全球同步上映,之前给做译本的时间,一般只有二十多天,因为怕盗版,所以时间掐得死死的。但二十多天哪够啊,翻译、混录、合成……如履薄冰,就怕录音之后,又抠不下来,咋办?

别扭

季冠霖说,虽然自己为《甄嬛传》、《芈月传》、《神雕侠侣》等多部影视剧配过音,但她最喜欢的还是为译制片配音,这是一种情怀,而且译制片也会给配音演员署名,有时在电影一开场就能看到。《疯狂动物城》里的兔子朱迪,《阿凡达》的涅提妮,《饥饿游戏》的凯尼斯大表姐等等都是季冠霖最具特色的配音角色。

5月7日,影片的配音进行到了最后一天。

上译的陈叙一老厂长,在配词上有着大家公认的绝活,但还得花时间花心思啊,一个词在嘴里心里来来回回倒个几天再定夺,当然出来的就是好东西。什么是戏?什么是台词?什么词很绝——可让外国人说中国话,不仅能让外国人懂,也让经过翻译后,观看的中国人也能懂。

最早的主意是和作家蔡骏合作,由刘风一人来读《镇墓兽》,投放到互联网音频平台喜马拉雅。悬疑小说在喜马拉雅的播放量往往以亿为单位计算,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摸金天师》《阴间神探》和《茅山道士系列之捉鬼天师》,其中《摸金天师》的播放量将近30亿。

而说起译制片,人们往往会想到以前字正腔圆稍显夸张的译制腔,这个“译制腔”也成为不少年轻人不喜欢看配音版的一个原因。对此,影评人周黎明表示,所谓“译制腔”是特定年代的特殊产物,也是由影片题材决定的,现在的配音风格早就有所不同,“‘译制腔’是那个年代处理台词的方式,放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对的”。

早上9点,配音艺术家乔榛老师在夫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厂里。乔榛老师虽因长期身体欠佳,走路时拄着杖,步履也有些蹒跚,但他依然穿着得体,风度翩翩。在与众人握手、寒暄、合影后,他走进录音棚,录音师钟鸣迅速为他调整好了话筒位置。乔榛老师立刻集中起精神,在导演助理潘凌逸的帮助下看着屏幕对起了台词。他认认真真地在剧本上做着标注,等到实录开始,大段抑扬顿挫的台词从他口中喷涌而出,片中94岁的鲍伯·罗森道尔这一重要人物顿时成为了一个“会说地道中文的美国人”,而且毫无违和感。

语境啊,情节交代啊,文化背景啊……要补的东西太多太多!

在听完刘风的声音后,喜马拉雅提出录制《红楼梦》有声剧的想法,尝试把原文一字不落地读下来,刘风将担任总导演并朗读所有讲述部分。

张云明认为,重要的是要掌握分寸,“如果太过了,人们会觉得怎么这么假啊,不像生活中说的话,如果一点儿都没有,也不行。我们强调要根据原文的方向去表演,腔调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但要有艺术方面的加工。”

乔榛老师的戏结束后,上戏表演系副教授王苏老师进了棚。时近中午,为本片配音的最后一位演员林栋甫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广播大厦。30年前,还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我就经常会在不同的录音棚看到林大哥慢悠悠地骑着他那部“老坦克”到处“巡逻”。现今,“老坦克”换成了一辆运动型自行车,而林大哥头戴礼帽、身着蓝色休闲西服的扮相,使他看上去活脱脱成了一个“上海老克勒”。“克勒”归“克勒”,一进入状态,他的神态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架上老花镜,一字一句认真对好台词,然后大步走进录音棚,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记得电影《虎口脱险》中,有一幕经典的土耳其浴室接头戏。尚华和于鼎配音的指挥家和油漆匠,哼着Tea for two作为接头暗号。在原来的译本中,Tea for two被译为“情侣茶”,虽然意思也对,但演员怎么唱都别扭。陈叙一回家左思右想,第二天到厂里,把“情侣茶”改成了“鸳鸯茶”,同事们拍案叫绝!!改动虽小,却是大师手笔。有网友笑评:“放在今天,谁还能想出这么贴切的词来?不被翻译成‘两杯茶’,就算不错了。”

2月份,我在上海广播大厦见到刘风,他穿着干净的皮鞋和挺括的西装裤、灰色毛衣,挂了一条灰色围巾。他的办公室在19楼,下了电梯左右是狭长的通道,墙上挂着译制片海报。

季冠霖认为,译制片中的人物也是生活中的人,所以一定要说人话,她特别喜欢接地气的、生动幽默的台词本。最怕的是台词拗口,“不像人说的话”,口型和剧本频率对不上,非常影响配音演员的情绪。一部好电影需要翻译、译制导演、配音演员相互配合,共同努力。

在广播大厦门口送别林栋甫,看着他骑车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意识到这部《铁血残阳》是近40年以来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老艺术家第一次如此阵容齐全地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而上一部堪称“全阵容”的作品,则是1978年译制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新的纪录片,可以让全国千千万万的译制片爱好者,在多年之后再次在同一部作品里与他们喜爱的上译厂老配音艺术家们邂逅。这件事似乎做得有些晚,但还不算太晚。我希望这不会是唯一一次老配音艺术家们的聚集,而能成为他们重新焕发艺术风采的“集结号”。7月,这部纪录片将在各大院线上线,上译厂的老艺术家们将在银幕里与译迷们再相会。

陈叙一翻译的很多台词现在都成了老百姓的口头语了。比如说《加里森敢死队》。一帮乌合之众弄了一个敢死队,里边有一个首领,大家见了他说:“Yes sir!”这个“sir”在英文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翻译,可以说长官,可以说先生,等等。在这个地方,这一帮乌合之众,那个人不是长官,也不是先生。他们或是社会上那些“下三滥”,你说,叫他们称先生,也不符合他们的身份;叫他们称长官,也不符合他们的身份。

往左,在《功夫熊猫》和《加菲猫》的海报之间是刘风的办公室,他为这两部影片的主角配音。在他的办公室,穿过巨大的窗户可以看到上海的楼房和街道,和南方潮湿但仍显出萧条来的冬日。

翻译似临画

陈叙一想出来一个词——“头儿”。“是,头儿!”又像这些人说的,又符合这些人身份。还有像“悠着点”。《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边,最后小两口走了,波罗跟他们打招呼,告别:“悠着点。”这话里包含很多意思:你们小两口刚热乎起来,悠着点,有这样的意思。你说别的词,“别太着急”啊、“慢慢来”啊,都不合适。“悠着点”,多好,现在也成了我们老百姓的口头语。

“我一直纠结着这种方法能不能做。”刘风讲。

何为好的译制片?影视译制片的评价标准又是什么?“影视译制艺术沙龙”上半场主题即为“翻译似临画”,这句话来自于翻译家傅雷先生提出的翻译理论,即“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是神似”。

陈叙一还有很多妙词。比如《卡桑德拉大桥》里边有一个卡普兰先生,他很穷,是卖打火机的。那个打火机是个名牌,但我们中国人不知道。陈叙一就说不能用原来的意思,打火机就改别的词了:“一打就着”。

往右,第二间是张欣的办公室,他是《红楼梦》有声剧的另一位导演。

贾秀琰以其近两年翻译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和《敦刻尔克》为例,探讨了影视翻译在准确性基础上怎样做到“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把对白内涵及潜台词恰到好处地进行艺术转换,让目的语观众获得源语言观众同等的艺术享受。

我和苏秀老师一块儿导演过一部电视剧《快乐家庭》。是讲一个年轻的爸爸和他的两个好朋友的故事。其中有一集,里边年轻爸爸的一个好朋友去参加脱口秀,上场之前,因为是第一次,紧张。这个年轻的爸爸就带着自己的二女儿去给他助威。临上场之前,年轻的爸爸拍了他好朋友一下,说:“打断你的腿!”谁懂?中国人谁懂?什么意思呢?美国的俚语里边,“打断你的腿”就是叫你“好好干”的意思。如果没有其他的词的话,翻完就完了。

“我们都是吃饱撑的没事干,自己给自己找的事。”张欣开玩笑,他的嗓音尖,咬字紧,带着更浓重的北方口音,比起《红楼梦》,他更偏爱《白鹿原》这样的小说,“我不太做那种自己觉得很高的一件事,不太能弄的一件事。你知道它的巨大,也知道这么大的一部作品,没有办法去给它做到所有的人都说好,能有30%的人喜欢我就知足了。”

贾秀琰认为,最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体会原著。创作者从酝酿、启笔到完成,人物、性格、情节、主题已浑然成形,而译者要通过对文字或台词的拿捏和控制,把作品的思想、感情、气氛和情调传递给观众。电影翻译的独特之处在于要受到口型和语言长度的限制,即便是字幕版也绝对不可以超出原对白长度太多。并且随着观众英语水平的提高,若是为了中文对话方便而颠倒对白位置,造成英语台词和中文台词无法对位,会使得观众观影不适。同时,译制片具有瞬时性、无注性、聆听性的特点,翻译出的台词必须使观众能在影院的有限台词时间内听懂、看懂。因此,这就需要译者投入更多智慧,对台词字斟句酌。翻译电影原声字幕和对白台本是一项艰苦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犹如为影片点染上明亮有神的眼睛,影片的灵魂、气质、思想皆由此而生,译者的尊严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可是下边还有词。那个小姑娘就问:“爸爸,干嘛要打断他的腿?”他爸爸就给她解释了:“我这是让他好好干的意思。”小姑娘领会了,马上接过词说:“叔叔,那我再抠出你俩眼珠子!”

弄不好,众口难调,耗了一年到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也没有达到听者想要的,“自己会很别扭。”

张云明则提出字幕版和配音版要区别对待,“字幕版本,除了精炼之外,要基本按照外语原意直译,尽量不要在文字上做文章。配音版则一定要打破这种东西,台词要写得有血有肉,不然演员自己配起来都会觉得没味道”。

当然了,美国没有抠出眼珠子这回事,她的意思就是要加倍祝贺他:既然爸爸打断你的腿是祝贺你,那么我抠出你眼珠子就是加倍祝贺你。如果我们前面说:“你好好干”,下边怎么接?那么如果我们说“打断你的腿”,中国人根本不懂,这下边词也没法接。

那天刘风带着曹雷正是去录制《红楼梦》有声剧,“促狭鬼”念法的问题也是出自这个制作。恰巧遇到了两个年轻配音演员,女孩念薛宝钗,男孩念冷子兴和空空道人。见到曹雷进录音棚,门口的男孩立马站直了身体,狭小的空间让他显得更手足无措了一些。他讲到前不久和曹雷擦肩而过的经历,有一回上完课他有事离开,“后来才知道全班同学都跟您合了影只有我没在。”他说。

文/本报记者 肖扬

陈叙一花了两天时间,我们出了好多点子,都不合适。“有了,有了!”他说:“我给他改了。”不说打断你的腿,说‘好好露一手’。”这是中国人的话,对吧?叫他好好露一手,那个女孩就说:“爸爸,什么叫露一手?”

喜爱他们的人依旧像看明星一般看待他们,只是这部分人已经变得很少。译制片逐渐从一二线城市的院线淡出,往更小的城市或者电视上走。

这女孩可以不懂什么叫露一手,爸爸说:“那是让他好好干的意思。”接着女孩说:“那叔叔您再露条腿!”这不是原来那些词,但完全是原来的意思。你说这种精彩的东西,要是不好好去翻,不把心思全花在上面,这戏能好看吗?

张欣广为人知的配音角色之一是游戏《守望先锋》中的狂鼠,但他承认录制游戏角色远没有录制电影花的精力多。拧巴的状况是,他最喜欢的是《海边的曼彻斯特》,但没人提起那是他配的。

“耳感”也很重要。当年配音,台词都烂熟于胸,而且面对镜头配音。有个美国电影,电影里一个老太太与卖圣诞树的人有对话,但老太太究竟是多大年纪,翻译本里没有说明,但我听原版声音,以及看镜头就可以掌握诸多信息:一个是年龄感;另一个是情绪:比如是带着笑,还是发火说话……不知道这些,所谓配音,就可能因为搭不上而产生了脱离感。这就是“耳感”,很微妙,稍不注意就可能制造了距离。

“这不是一个错误,这不是一个对跟错的问题。年轻人还是关注声音,但是怎么让他们来关注我们是个难题。也许翻过来,背后是条路呢,知道狂鼠,然后翻过来关注《海边的曼彻斯特》,关注《红楼梦》。”对于译制片不受欢迎,张欣说,“应该怨我们自己,是我们从业者没有做好,怎么能怨观众不来听呢?配音与表演是密不可分的,但现在配音的懂表演的、参与过表演的太少了。”

距离有种种,与现实,与艺术,与速度……

上海话中有一个词叫“老克勒”,形容受西方文化冲击又具有绅士品格的老白领,他们总是悠闲、雅致和一丝不苟,用来形容译制片的配音演员们也是恰当的。所以,在刘风的关心范围内,还包括上海译制厂要以怎么样的处女秀开场。

在“快快快,谈什么艺术”的背景下,我却用声音追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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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您在话剧《万尼亚舅舅》中扮演了老保姆,虽是一个配角,但记得有评价说,“您只要在台上15分钟,那15分钟的舞台就属于您了……”

张欣 图 / 尹雪峰

在排练时,您还记录了导演的部分阐述,有一段觉得尤其代表导演对契诃夫戏剧的理解:“莎士比亚的戏是感情分层的,契诃夫却是混合的。莎氏写戏是有个中心的;契诃夫却是混在一起,是多声部的。他的戏里每个人都重要,像各种乐器汇集一起,这就需要有人来组合、调整。莎氏的戏,只要主角的戏好就好看;而契诃夫的戏,若只有一个角色演得好,戏就太没意思了。契诃夫为了一个情节,会安排许多情节,像一片草里藏着一朵花,也像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很小,而水里的部分很大;火山冒出的火很少,里面却在翻腾。”

天赋

而我感觉您对俄罗斯文学的了解,还不仅限于这一座契诃夫的“冰山”,再比如对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等都是耳熟能详,甚至可以认为您有“俄罗斯情节”吧?

“480个人,每个人一人一面,一人一命,要让所有《红楼梦》里的人、《红楼梦》里的物都发声。”顾文豪是喜马拉雅内容副总监和《红楼梦》有声剧制作人,他希望打造一个经典IP来树立有声剧的行业标杆。

曹雷:是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中学时期,正是前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和俄罗斯经典文学名著被大量翻译出版到我国的时期,我从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勇敢》等作品开始,阅读了很多俄罗斯的名著,包括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巴乌斯托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

刘风去找曹雷配贾母,乔榛配贾政。但是当下,即使一人饰演多角,要寻找二三十位能演《红楼梦》的年轻配音演员也是不容易的。

《战争与和平》是其中的一部,却是我很晚才敢接触的一部。在这部皇皇巨著面前,我好几次望而却步。当我终于有勇气将它借来第一次翻阅的时候,因为历史知识不够,我对“战争”部分一点不感兴趣,只是粗粗掠过,只看“和平”。直到看第三遍的时候,因为结合学校的历史课,有了一些世界历史知识,才认真看起“战争”部分来了。后来,还因为听了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序曲》又看了一遍。

最终他们通过培训机构等渠道从厂外找到一批配音演员,最小的仅有18岁,有些孩子还没完整读过一遍《红楼梦》。和传统译制片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可借助的画面,要用声音来完成一个角色的塑造。

我18岁生日那天,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部精装本的《战争与和平》。那是高植译的版本,我看了不止一遍。以后我念中学的弟弟景行又看,后来还借给他的中学同学看。不料“文革”风云起,那位同学家中被抄,这些名著都被悉数抄走,我那本生日礼物也在被抄之列,至今不知下落。

起初,最受争议的角色是林黛玉,听众在节目底下留言说“黛玉或许违和了”。出于对演员录戏状态的保护,刘风替她婉拒了采访。

“文革”后,中外文学名著又在书店里开售。那一天,闻风而来的购书者在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围着那小小的街区绕了好几圈。我跟着排了几小时的队,把被毁的书尽可能都买回来。买回的书中少不了《战争与和平》,不过那是平装本,译者是刘辽逸。

在最开始选角时,张欣能听到“年轻,那时候女孩子稚嫩的东西,比较真挚的情感,她都有”。只是,从事与人物内心打交道职业的人永远都在年龄与心境的时差困境中。

看了多遍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在我想象中栩栩如生,后来有机会看了一次美国拍摄的《战争与和平》,很是失望。尽管那几位主要演员,如饰演娜塔莎的奥黛丽·赫本,饰演皮埃尔的亨利·方达等都是我喜爱的演员,但是这部电影我并不喜欢。美国人像我第一次看这部小说那样,只注重“和平”——也就是爱情线,而对书中所反映的厚重的历史一点不关心,整部影片也就没什么分量,让没看过小说的人以为这只是一部言情小说。人物也没什么俄国味。

张欣青年时演话剧《雷雨》中的大少爷周萍,“那么宏大的一部作品,舞台上一站,当当当走,好!过瘾!”直到几十年后才能明白人物除了自私怯懦之外的孤独和敏感,但等明白过来,已经到了要扮演老者的年纪,到了这样的年纪,却还没明白老者的心境。

1987年,我在上译厂工作时,央视送来了一部苏联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影片《战争与和平》,要求我厂译制。哦,这才是真正的《战争与和平》!——这是我看完影片后的第一感想。

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在江宁织造府度过锦衣纨绔的童年,到青年家道凋零,于中年写就《红楼梦》,未及晚年便辞世。“这些年轻人是老者写的,给他灌输这么多东西,他只有丰富了,这个人物才有味道。”张欣说,“可是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单纯。”

这影片的拍摄是花了大本钱的,据说耗资5亿6千美元。那时前苏联还没解体,以国家的财力来支持拍摄,战争场面的拍摄动员了约万名红军士兵。导演兼编剧之一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是中国观众熟悉的演员。这部片子问世后,获得了当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后又获得了1969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于是几位前辈在录戏过程中不断给年轻演员讲戏,他们让林黛玉去找一个矫情的角色来找感觉,让他们先对戏,有时候一块儿躺着,有时候站起来找声音之间的距离感,排演上两三个小时,再根据情绪记忆演出来。

厂里把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工作交给了我,我当时是诚惶诚恐,尽全力投入。影片台词本的译者是央视请的,剧本翻译好后与影片同时交到我厂。但是,这个译本并不能马上拿来配音,因为译好的台词和影片角色说话的口型长短并不相符,我必须数着影片里演员说的对白的口型,把译本里的台词逐句重新整理修改,做出一个“口型本”,才能交给演员去配。

“敏锐的感应能力是一种天赋。”乔榛说,“像刘风是个有天赋的人。”但是刘风自己真正察觉到那一刻是在从事配音之后第十年。

这是我们译制配音工作必要的一道工序,我们叫做“初对”。因为要根据影片演员口型、语速、节奏重新组织台词,但是这台词又必须准确表达作品的原意,这道工序一般是需要译制导演和剧本译者一起完成的,但是这部片子的译者在北京,所以“初对”只能由我独自来做。

1999年,刘风担任影片《诺丁山》男主角的配音演员,在电影最后,男主角在记者招待会向女主角表明心意,讲完那一句,身旁的乔榛立马说“对了!”《诺丁山》也为刘风带来了2000年的华表奖。

我在做口型本的时候,丝毫不敢大意,更不能随意发挥。为了使口型本的对白不偏离小说原意,我一面数着每句台词的口型,一面把高植、刘辽逸的不同译本和央视送来的台词译本一起对照着逐句修改。而这部影片的口型本,我足足做了一个半月!

“我到现在也在琢磨这事,用语言很难形容,就突然一下,好像听到咔一声似的。”从那之后知道了该在哪里用力,不是使劲去表演,或者展示自己的声音,而后游刃有余。

在选择配音演员上,我觉得一是要选符合影片角色声音和气质的演员,还要符合小说里对人物的描写,很费了一番功夫。有的角色在配音工作进行到一半时,为了更符合小说的要求,还进行了演员更换。如:炮兵大尉图申这个人物,小说中描写他的嗓音很特别,在营地上,安德烈老远听出了他的声音,就走进了他所在的帐篷。

用曹雷的话说是“演员不要有自我意识”;用乔榛的话说是要“去烟火气”,“那种虚浮的夸张的自我展现的自我欣赏的,甚至想要博得观众掌声的那种意念,都要去掉”;用张欣的话说,就是帮助他一起来完成这个角色。

影片里还有这么一场戏,但对白中并没有专门谈到图申的嗓音,开始我也没有太在意,选的演员声音并没有太大特点。后来记起了小说中的描写,尽管影片中这个人物的戏不多,我还是另换了一位声音识别度较高的演员,重配了图申这个人物。

碰到那一刻是很难的,也许有的人一辈子也碰不到,工工整整地做完自己一辈子的工作而已。

还有为娜塔莎的弟弟别佳配音的演员,开始我用了厂里最年轻的男演员来配,但是这位演员已是成年人的声音了,而小说中这是个未成年的少年,一腔热情为保卫祖国上了前线,第一场战役中就牺牲了,全家人十分悲痛。我觉得应该让观众也为这孩子的死感到悲伤。于是我另选了一个中学生来重配了这个角色的戏,让他稚嫩的声音在观众心里留下印象,激起观众痛惜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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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安德烈这个人物,我是想选用《希茜公主》中为弗朗茨皇帝配音的施融来配的,他的音质清亮,纯正,显得高贵。可是刚好那段时间,施融去了美国念书,就改选了杨成纯。而杨成纯声音中多了一种“冷峻”的色调,而且显得成熟,倒是很符合安德烈性格中这一面的色彩,播映后很得观众的认可。

乔榛

我知道这部影片人物众多,小说中写到的有五百多人,电影里大大小小也有一百多人,我厂所有演员一定都要参加此片的配音,而且有的演员还可能兼配其他角色。但我没有时间在配音时向所有演员一个个讲述影片故事和所配的人物小传。

“加工厂”

因此,在我一开始做口型本时就要求演员们尽可能去买或去借阅此书,争取在进入配音前看一遍。我们配这部片子的时候虽说离“文革”结束已有近十年,但很多年轻的演员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有的演员到电影局图书馆去借这部书,借来时书还被绳子捆着,说明“文革”开始到我们配音时的近二十年中,这部书竟还没人借阅过。

采访期间,我去看了一场朗诵会,乔榛、刘风和张欣都参加了。上海大剧院,四层高的剧院满满当当坐了人,也许是周六的原因,也许是难得天晴。

这时,我得知翻译家草婴先生正在重译这部小说,我就登门请他来厂,给全体演员做一次讲座,讲述关于作者托尔斯泰和他的人生观、小说的历史背景、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色等等。让演员在配音前,对影片及人物所处的时代有个基本了解。

念到第五首的时候乔榛出场,披着一身垂地深蓝纱长袍,左手拄着那根金属拐杖。一位穿着西装的后生跟随他走到舞台上,乔榛站定,转身把拐杖递给他。后生双手接过之后鞠了三躬,退回幕布后。

考虑到我厂演员有限,我还邀请了厂外的多位有配音经验的演员加盟。有上影厂的老演员林彬等,还有经常为上海电视台译制部的国外电视剧配音的演员张欢等。旁白的配音我特请了孙道临老师。

“老先生脚不来事了。”底下有人小声说。

现在回头再看一遍这部译制后的巨片,再回想一下当时我们的条件,可以说我和演员们都已经尽力了。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读者是不是熟悉《战争与和平》这部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著作,我想,看看这部影片,对了解这本书,对了解托尔斯泰,对了解俄罗斯文学和了解俄罗斯,都是有帮助的。

乔榛原来的一头黑发因为癌症化疗落尽,左手总是垂着。按理,他现在应该继续服用化疗药,但吃了十个疗程之后他觉得精神越来越差,吃不下饭,于是和医生商量后停止服药,“抓紧时光,因为对我来说不长了”。配音、朗诵能给他们继续带来愉悦感,“进入到角色和场景中去是快乐的”,这种快乐,几十年了都没有衰减。

因为熟悉,所以就能入戏,甚至会觉得没有任何的隔膜感。而对于一个演员和导演来说,内外兼修,这是一个比较漫长与辛苦的过程,所有的感觉,都是需要积累积累,再积累的。

1993年,乔榛试图推出一种以朗诵为主的新剧种,以古今中外名著片段为素材,加入舞蹈,运用多媒体,“可惜后来没有精力复排和精排”,这次尝试因此夭折。

曹雷,现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教师、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上海电影译制厂一级配音演员兼导演。擅长表演、影视配音、译制导演。主演过电影 《金沙江畔》《年青的一代》,话剧《清宫外史》《情书》等。先后主配或任译制导演的影片有 《非凡的艾玛》、《爱德华大夫》等。出版有《随影而行》《随音而行》等书籍。曾获得白玉兰戏剧艺术奖和佐临戏剧艺术奖;多次获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及上海市颁发的优秀译制片等奖项。

90年代,译制片的黄金年代结束了。

满街都是录像厅,日夜播放着盗版影碟,有人搬着摄影机到宾馆把录像带子录下来加上粗糙的字幕又转卖出去。刘风才不去看,他觉得那不能叫电影。经济大潮很快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重心,在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外,人们拼命地将自己的空余时间变现。

成为配音演员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在戏剧学院,原先平行并重的“台词”和“表演”课出现了明显分化,适合年轻人的戏越来越多,拥有更多成名机会和社会资源的演员吸引了大部分人,而一部译制片能拿出的所有费用仍只有五万元。人们还开始讨论译制片存在的必要性。

刘风形容传统译制片有时候像是“加工厂”,有甲方就有生产,但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经不起风吹草动。”为了拓展品牌,除了译制每年从中影公司接到的电影,刘风还以配音演员的身份去找电视剧、动画、游戏等制作,并寻找与译制厂的合作方式。

2012年左右,刘风注意到了网剧的出现,两年后,网剧的发展突飞猛进,大量小说被改编,他意识到声音也可以,只是还没出现稳定的盈利模式,他又等了等。“要做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内容,必须走这条路。”他说,“如果这次《红楼梦》成功了,下一步就是找到和译制厂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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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工作场景

搁在那里

顾文豪觉得译制厂其实应该更早和更主动地介入市场,“听众愿意为讲述付费,愿意为好声音买单”的基础已经形成。去年4月,平台主播“有声的紫襟”的月收入已达到百万,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讨论。

关于“加工厂”一说,从听众的角度来说,“好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内容。”顾文豪讲,“我们原来的理解他们只是去传递一个东西,或者配合一个东西,但其实是他们创造的。”如乔榛总是强调的,配音是“魂的再塑”。

最后一次和刘风通话,他正在录音棚录音,用一贯热情的语气告诉我说,听的人催我们更新呐,现在一周两回已经跟不上了,我们要赶紧录。刚开始播放时,刘风不敢打开后台看数据,“怕影响创作激情,我们这搞创作的都很脆弱,经不起打击。”

更新一个半月后,他才到后台去瞧了瞧,有声剧的点击率已经累计到324万,虽然离2000万这个热播门槛还有距离,但全部听完的听众占到76%。

演员们逐渐熟络后有了某种大家庭的氛围,曹雷的包里总是带着一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的《红楼梦》,乔榛在自己台本上要拿着红色的笔一句一句划下来,刘风找到了一种把讲故事、评书和讲述三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叙述风格,年轻演员找不准感觉的时候,张欣还是会每天都很“崩溃”。

好的坏的随时都在发生,在所有章回更新完之前,刘风还可以把纠正过的音频版本重新上传,以覆盖原来的版本。到最后,就不动了。

“这就代表我们2019年的作品,再把后来的理解放进去了,也不对了。我们就是19版。好,好在哪;遗憾,遗憾在哪,都会有。但搁在那就不再动,它完成的是某种记录。”刘风以前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翻拍经典,“没戏可拍了吗?”从这时候开始才大概想明白一点,一茬一茬的人也在被“经典”这个载体记录下来,像仓廪堆谷粒或杯中盛水。

“所以‘促狭鬼’怎么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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