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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shǐ tiě shēng 卡塔尔(英语:State of Qatar)与

2019-12-03 07:09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一封家书 X.L:你好! 不妨就先把学业当作出国的工具,这没有什么不对。当一个地方限制了一个人发展的时候,他完全应该换个地方,另辟生路。(所谓发展也并不单指学业,而是指生活或生命的全面发展)而另辟生路的工具,自然各用其能了。我们赞成你不要放弃学业,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出国之后也可以继续搞原来的专业,也可以干别的,路子就宽了。你要是不喜欢生物,迟早都应该放弃它,这也并不见得意味着白学,知识终归是有用的。一个人无论被指定干什么,都是苦役,逃离苦役是正当的是必要的。无论干什么,理由只有两个:一是你乐意干,一是你借此达到其它你所感兴趣的目的,舍此两点即是荒唐。再没有比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于他所不喜欢干的事更荒唐的了。所以,既然知道不想干什么,又得知道终于想干什么,还得知道现在必须干什么。假如没有更好的工具,你就只好先把这件工具收拾好备用。我想,学业还是你目前出国最重要的资本,其它的条件都隶属于它。出国是一个宽广的未知,二十几岁应该去追寻这样的东西。出不了国则大约是个狭窄的已知,四十几岁的人适合这种途径。真理是多元的,结构决定其对错。 其实,一切学业说到底都是谋生的手段,都是娱乐的玩具。一切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到底都有什么用呢?从人迟早都是要死的这一点来看,从人类乃至宇宙迟早也是要毁灭的这一点来看,人终归只是一堆无用热情,我们之所以还得保持这热情,还得用明智和真诚来校正、来助燃这热情,只是因为舍此我们会活得更加荒诞。甚至死也不能免除这荒诞,因为:结束不过是另一个开始。绝对的虚无可以证明是没有的——一旦有就不是绝对的无了。而一切存在都是主客体的共同参与,那么主体就会永远面对一个无可逃避的世界,因此必然是生生相继永恒轮回。逃避生之事实必定是徒劳的,而放弃生之热情只能使人落人更加荒唐的境地。所以看透了生活的本来面目然后爱它是一种明智之举。唯此可以使生命获得欢乐和价值,永远能够这样便永远能够欢乐,生生能够这样便生生能够获得价值。 总有些人以颓唐来证明自己是看破红尘,其实只是加剧了自己的痛苦而已,使自己陷人更加荒唐的境地而已。 我以为人们对于佛法也常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即灭欲。人生来就是欲望的化身,人比机器人多的只是一份欲望(我从《心我论》中得此结论),消灭欲望绝不是普度众生,而只是消灭众生,不应该灭欲,只是应该把欲望引向过程,永远对过程(努力的过程、创造的过程、总之生命的一切过程)感兴趣,而看轻对目的的占有,便是正当的欲望。只是为了引导出一个美丽的过程,人才设置一个美丽的目的,或理想。理想原就不是为了实现,而只是为了引出过程罢了。美丽者何?所谓童心不泯是也,所谓生气勃勃是也,所谓既敬畏自然之神秘又不屈于命运之坎坷是也,无论你干什么都干它个津津乐道一醉方休。 人不仅对科学了解太少,而是对一切都了解太少了。人是太狂妄了。上帝给人们设置了无限,就是为了让人永远不失却乐趣,为此我们要感谢他。 现在所说的科学仅仅是一种方法,一个角度。也许它将来会扩大得不像它了呢,或者不是它了呢,这又何妨?所谓大胆想象,不能只是一个范畴里大胆,要有超范畴的大胆,或干脆毁灭一个范畴的大胆。有什么用呢?好玩!有趣!高兴!美哉乐哉!陶哉醉哉!而已。 这样,又何必一定要出国呢?但是也可以换一种问法:又何必不出国呢?我只是想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使自己的世界更开阔些还是好的,闯荡闯荡去还是好的。所以能出去就出去看一看,学一学,终于不能出去也没什么大关系。所谓:是真才子自风流。中国也有能人,美国也有傻瓜。能否使生活成功,大约还是内在的心路。所以,我们既建议你争取出国,也建议你作好出不去的准备。暂不放弃学业,是否于出去和不出去都有好处呢?——这要由你自己来判断。事业是重要的,但也如目的一样只是为了过程的欢乐而设置的,因为没有事业大概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又如没有目的大概也是很空茫的一种处境。 在人生的路上,必要找到一个好玩具。而只要玩得人迷,就都是好玩具。就像找到一个好爱人,而只要爱得深,什么人都可以做好爱人。记得很久以前我发现一个并不伟大的知名人物,说了一句我至今认为是伟大的话:人生无非两件事,事业和爱情(既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我想不妨给他加上两个字:过程。事业的过程,和爱的过程。 有了电脑,很好玩,就越写越多了,而且有点书卷气了,有点说教的味道,别在意。 祝好运! 史铁生 归去来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的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就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念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7%,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晃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唱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唱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 “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大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作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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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和插过队的朋友一起回忆回忆,感到亲切、快慰。我发现,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的人不愿意闭嘴,听的人不愿意离去。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史铁生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得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竟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在回味当中对人性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2010年春天史铁生肺部感染到病危,出院后身体也一直不太好不便打扰。直到离铁生的60岁生日不到十天了,12月26日下午我们四个清华“发小”如约来到铁生家去看望他,也算提前给他过个生日。一进门希米就告诉我们,铁生为了能和我们聊得尽兴还在床上养精蓄锐。我们走进铁生房间,铁生躺在床上气色不错,像往常那样轻松地调侃:“你们又向活体告别来啦?!”不想这次真的被言中了,31日铁生就走了,我们这次探望成了铁生与朋友们最后的聚会!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看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为了这次聚会,铁生特意让希米跑到附近一个享誉盛名的老店买了不少酱肘子肉并烙了许多饼,陈冲则自带半成品当起了主厨,我和张铁良又买了些啤酒,马迅帮忙摆了满满一桌。话题自然从吃喝说起,大家都有过饿得前心贴后心举不起镢头的经历,张铁良说:“我现在知道了,其实那就是低血糖,直哆嗦。”我原以为一顿吃六七个窝头就够邪乎了,马迅说他们村的陈小悦还曾经一顿饭吃了120多个饺子!铁生开侃:“我有一个最精彩的,有一次在村里喂牛正饿的时候,孙子在给人看病,人家送来一小筐馍,特香!人送给他,他不要。嘿,给我急的!我直捅他,说‘别不要,别不要呀!’他就装孙子,跟人家说病的事,我赶紧接过来跑到后面没多远,见没人,‘哐’‘哐’地就都吃了,差点没噎着!”铁生边说边做出连塞带啃的样子,给我们几个笑喷了。这种集体的潜意识行为恐怕也就会发生在我们这代灵魂深处闹过革命的人身上,铁生这么多年来对插队生活早已不仅仅停留在回忆里,而是在回味当中对人性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铁生和孙立哲插队的关家庄与我们邻村,我经常带老乡去找立哲看病。马迅他们村离关家庄有30多里路,也偶尔去串门。他说最痛苦的是一次穿了双新皮鞋去铁生那儿,去时还挺得意,没走到就受不了了。铁生乐着说:“第一次赶集,李子壮把他那大皮靴穿上了,走到最后就扛着那皮靴了!”铁生还提到最后一次回京时曾和马迅一起到西安,那时他的腿已不跟劲了。铁良也有邪的,因为隔着一道川,25里路,带老乡去立哲那看病居然还挣工分!原来他跟老乡变工,乐得在铁生那住几天。陈冲是老高一的,比我们大两三岁,远在宜川县插队。由于“不放心”我们,插队没两个月就窜到我们延川县来了,说是为了给我们小哥儿几个“拔份儿”!铁生在《黄土地情歌》里曾写道:“不知是谁弄来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大家先被歌词吸引……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说的就是陈冲,他“视察”每个村都大唱200首,用立哲的话说,陈冲是200首的传播者,也是我们的爱情启蒙教师!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7%,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感叹那短暂时刻给我们带来极高的幸福指数

  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铁生天资聪慧,从小喜欢诗文。赴延安插队时,火车上的一首小诗竟让立哲目瞪口呆,从此不言格律。铁生不仅有极好的记忆力和细致、敏锐的观察力,而且表达能力极强,话虽不多,却总是一语中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冷幽默,所以和铁生聊天是极其愉快的事。聊到陈冲、立哲、铁生等人回陕北时一路蹭吃蹭喝蹭车更是趣闻不断,陈冲描述了自己在火车上大侃“扎根农村干革命”,被请到广播车厢,结果查票被抓的尴尬及宣传有功被免票的得意,还眉飞色舞地讲到与铁良在车座下面用手套传递车票和藏在厕所门后玩“小空城”的经历,铁生短短数语便惟妙惟肖地把一个顽童陈冲活活再现了出来,他学着陈冲当时的样子,一手捧着个烧鸡,一手攥着根黄瓜,居然向“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哭穷道:“我们回去可没钱了啊!”说得铁良指着陈冲:“这就是你,这就是你!”陈冲脸红地笑着,我们其他人只有抹眼泪的份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受苦更是永恒的话题,说到当年最可怕的是早上天刚蒙蒙亮,队长就呐喊:“搂灶啦!”铁生接过话茬:“那还不是最可怕的,什么可怕?下起雨来,今儿正高兴呢,哥儿几个正玩牌或者赖着不起,忽然晴了!队长这一叫,那叫一窝火。”一席话马上勾起我们都曾经历过却又都想不起来的美好时光,纷纷感叹那短暂时刻给我们带来极高的幸福指数。铁生意犹未尽:“尤其早上下雨,听见外面的雨声,那睡在最里头的一跟头折过来,把所有人压了一个遍!”这一幕真是历历再现呀!陈冲话锋一转,问铁生:“立哲在那里从来没干过活吧?”铁生说:“刚开始干呀,干了没几天。第一天掏地,扒一个光膀子,那皮肤的颜色青里带黄,一身哈喇肉,大裤裆提到肚脐眼以上,人家排着队横着掏,他一人‘咣’‘咣’‘咣’往上掏,掏到山尖上看不到人了,半天没下来。上去一看,喘不上气来,给架下来了!”逗得我们前仰后合。立哲是铁生的终生挚友,又是我们清华园的“发小”,每每和铁生聊天总少不了拿立哲调侃,不亦乐乎。

  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晃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我们从“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聊到典型的陕北人种和相当开放的民风,铁生不仅记得那具有游牧民族基因元素的高鼻梁和浅而发灰的眼珠,更对陕北道情、陕北“酸曲”情有独钟,他还记得知青黒荫贵带县宣传队演有点像蒲剧的古剧和王克明地道的说书。陈冲说立哲方言说得也还行,铁生接过来挤兑:“立哲是婆姨腔,你要是不知道婆姨什么腔,你就让孙立哲说,他不下地,学得一口婆姨腔。”说得我们大笑,一想还蛮有道理。提起说书,我们都记得当年说书以革命的内容开头,古书的内容为主,最后不来点酸的、黄的不让收场。铁生说:“我在《命若琴弦》里写到说书,其实我这辈子对说书就那么点印象,拿一小夹子,还拿一收音机,偶尔跟那收音机学点新的。”我再一次被铁生的文学功底所折服,几十年前偶尔的一次说书,能让他写出那么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情节又饱含哲理的文章!那是铁生在写自己,当老瞎子终于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发现药方竟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就是铁生向死而生的转折,只有到了没有退路才真正参透了人生的意义——要一个精彩的过程!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唱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唱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

插队生活的甜酸苦辣信手拈来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 “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

聊到王克明写的《真的活见鬼》,希米听着害怕,我也感同身受。每次回京为了赶上40里外永坪的长途车,天不亮就得走,特别是陕北冬天的夜晚,皓月当空映照得荒芜的山峦一片惨白,一个人走在寂静崎岖的山路上特瘆得慌。铁生说了一句:“月光底下为什么害怕?如果你再碰上个人,你注意过没有?那人的脸是青白青白的!”说得我们一激灵,一想还真是,再联想克明夜里遇到的鬼,更令人毛骨悚然。铁生继续压低语气:“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喂牛,可给我吓坏了!淡月光,不,惨淡的月光,突然从草料堆里站起个人来!原来是你们打则坪村的傻子‘憨留香’。”想到这恐怖的一幕,我意识到喂牛这个差事对于铁生这个胆子不大的人真是不易,尽管这是村里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聊起鬼的故事,离不开生命的话题。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作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我们聊到了村里的猪呀狗呀,又聊到山里的狼呀獾呀,山鸡呀野鸡呀,还有插队前从未听说过的瞎虺和兔鼠子……铁生毫无倦意和我们尽兴地聊着,浑然忘却了时间的流逝。铁生在《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中写道:“那些艰苦而欢乐的插队生活却总是萦绕在我心中,和没有插过队的朋友说一说,觉得骄傲、兴奋;和插过队的朋友一起回忆回忆,感到亲切、快慰。我发现,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的人不愿意闭嘴,听的人不愿意离去。”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铁生对黄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插队生活的甜酸苦辣信手拈来,甚至“老乡脸上的皱纹不笑时是白的”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里,他说我们才真正融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这种交融之中,他看到了古朴民风中的大善,听见了遥远古代的韵律,所以虽然他成名之时正是以伤痕文学为潮流的时代,可他笔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却像一缕清风拂开了压抑在一代人心头的哀怨。然而他对我们这代人却有清醒的认识。他写道:没有必要说我们这一代是不同凡响的,是受过大苦大难是不屈不挠的,是独具理想和使命的。不必这样,因为不是这样。每一代都是独特的,都必有其前无古人的际遇,有其史无前例的困境、伤疤和创造……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一年后,当我又站在铁生住过的窑洞前,才第一次注意到铁生眼前的清平湾竟如此妩媚多娇,尽收眼底的是那清澈的水、起伏的山、湛蓝的天,那一刻我分明感到,铁生的灵魂就在我的身边……

本版手绘图作者均为罗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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