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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资讯,早晨从中午开始

2019-12-01 08:14

7一九八七年访问德国的时候,我曾和一些国外的作家讨论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了共识。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动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当代大师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当年也受欧美作家的影响(比如福克纳对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一直跟踪而行,反过来重新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创造性文学成果,从而才又赢得了欧美文学的尊敬。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传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代西方许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而我们何以要数典忘祖轻溥自己呢?至于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更值得商榷。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生活和艺术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而不在于某种存在偏见的理论妄下断语。即使有一天现实主义真的“过时”,更传大的“主义”君临我们的头顶,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范畴的文学现象,它的辉煌也是永远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主生活乃至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作了根本性的歪曲。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其实应该归属“荒诞派”文学,怎么可以说这就是现这主义文化呢?而这种假冒现实主义一直侵害着我们的文学,其根系至今仍未绝断。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比如,照旧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两类——只是将过去“四人帮”作品里的好坏人作了倒置。是的,好人坏人总算接近生活中的实际“标准”,但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于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一定要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一个成熟的作家永远不会“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他们用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杰出的篇章。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式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启发。以上所有的一切都回答了我在结构《平凡的世界》最初所遇到的难题——即用什么方式来构建这部作品。8我决定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当然,我要在前面大师门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我已经认识到,对于这样一部费时数年,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主要精力的作品,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如果这是一个小篇幅的作品,我不妨试看赶赶时髦,失败了往废纸篓里一扔了事。而这样一部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的作品,是不能用“实险”的态度投入的,它必须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能够把握的条件下进行。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这就是我之所以决定用现实主义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基本心理动机和另一个方面。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但我对此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挑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而这种挑战的意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活动中,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样,《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尤其是《人生》,完全是在一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的挑战。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中国建国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我印明很强烈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人很少例外地被分成好坏两种。而将这种印象交叉地和我同时阅读的中外名著作一比较,我便对我国当代文学这一现象感动非常的不满足,当然出就对自己当时的那些儿童涂鸦式的作品不满足了。‘四人帮’时代结束后,尽管中国文学摆脱了禁锢,许多作品勇敢地揭示社会问题并在读者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但仍然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作根本性的检讨。因此,我想对整个这一文学现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于是便有写《人生》这一作品的动机。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论,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既然我一直不畏惧迎风而立,那么,我又将面对的孤立或者说将要进行的挑战,就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应该认识到,任可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就是一种挑战,不仅对令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结果。任何狂妄的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笑。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它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地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书读得越多,你就越感动眼前是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传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在“咨嗟”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它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

摘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关于现实主义创作已经过时的言论却时有泛起。面对急遽发展的中国社会,现实主义真的过时了吗?现实主 ...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关于现实主义创作已经过时的言论却时有泛起。面对急遽发展的中国社会,现实主义真的过时了吗?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还有生命力吗? 一场“现实主义的胜利” 2015年秋,被称作史上竞争最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终于开花结果。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5部作品折桂。它们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广泛认可,被普遍认为“体现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

【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重温当代现实主义经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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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网络高度发达、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作为“印刷时代”宠儿的文学逐渐边缘化。然而直到今天,当代已故著名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却一直在社会各界拥有广泛的读者,并引发了长久不衰的“路遥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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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平凡的世界》影响了一代人。均为资料图片

为何英年早逝的路遥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文学生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用生命所建构的文学世界,呈现了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也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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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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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被称作史上竞争最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终于开花结果。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5部作品折桂,被认为是一场“现实主义的胜利”。图为入围作品书影。 这种高度的共识从何而来? 茅盾文学奖评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王蒙始终抓住了文学来源于生活这个关键,《这边风景》对时代的反映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完成得出色且富有创造性。 茅盾文学奖授奖词称“李佩甫深切地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他怀着经典现实主义的雄心和志向,确信从人的性格和命运中可以洞见社会意识的深层结构”。 其他三部获奖作品也都是作家关注时代、深耕生活的产物,体现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能力、处理能力:《江南三部曲》聚焦百年中国的革命史和精神史,《繁花》记录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变化的大都市上海和上海人,《黄雀记》则书写“香椿树街”这个中国小地方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可以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见证了一场“现实主义的胜利”。 蔚为大观:现实主义创作成为时代风尚 现实主义创作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中大放异彩,是近年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看来,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现实题材一直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现实题材更是重头戏,连绵不绝地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之外,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书单: 2013年,贾平凹《带灯》、韩少功《日夜书》;2014年,关仁山《日头》、刘庆邦《黄泥地》、刘醒龙《蟠虺》、王跃文《爱历元年》、阎真《活着之上》、苗长水《梦焰》、刘克中《英雄地》;2015年,周大新《曲终人在》、陶纯《一座营盘》、陈彦《装台》、迟子建《群山之巅》、张者《桃李》、弋舟《我们的踟蹰》…… “这些作品在现实领域的开拓、生活层面的勘采、人生底蕴的探掘等方面,都较前表现出不主故常的创意、钩深致远的深意,或因内蕴独到而令人回味无穷,或因写法新异而令人为之惊喜。”白烨说,“这可以表明,我们的作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中,因为人生体验与艺术历练的两个方面的不断长进,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具艺术的勇气与生活的底气,从而也使整体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接地气,更具生气,使得现实主义创作成为蔚为大观的时代风尚。” 2016新年伊始,一批中国文坛宿将又集体发力:王安忆最新长篇小说《匿名》日前摆上了各地书店的新书书架,贾平凹《极花》花落人民文学出版社,格非《望春风》首发于今年第1期《收获》杂志,方方《软埋》亮相今年第2期《人民文学》杂志,毕飞宇、阿来的新小说进入冲刺期……有评论家注意到,这些小说中,现实主义书写风格相当醒目。比如,取材真实事件、聚焦乡村婚姻的贾平凹新作《极花》,以风俗画般笔墨铺陈,吸引了大量忠实读者关注。小说计划首印20万册,这在纯文学领域堪称是不俗的成绩。 与长篇小说一样,近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也以现实主义书写为主,大多有着明显的社会关切与问题意识,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弋舟的《而黑夜已至》、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荆永鸣的《较量》、蔡东的《出入》、文珍的《到Y星去》等。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认为,在近期涌现的一批现实主义力作中,不少作家克服将“社会新闻”简单移植进艺术世界的急切和粗糙,而是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入生活的底层,书写急遽变化中的社会,刻画生活湍流里沉浮和搏斗的普通人,从而引发读者思考。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长存 2015年夏天,清华大学在给新生寄出的录取通知书中附有一份特殊的礼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校方表示,作为清华新生的第一课,这既是对他们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也旨在引领他们体会大时代中的青年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情关切。 《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自出版以来,就成为一部始终受到读者喜爱的畅销书,持续二十多年不减。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风靡中国文坛的总体环境下,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理想,证明了以传统现实主义叙述方式写出的作品,仍然具有持久的魅力。 “路遥构思《平凡的世界》时,应该是想到了柳青写《创业史》,他也希望自己能像柳青那样,去写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的史诗性的作品。”贺绍俊说。 作为路遥的文学导师,柳青扎根乡间14年的个人实践,树立了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标高,他摒弃闭门造车、盲目想象的写作方式,将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发挥到极致。 “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柳青精神,成为作家们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指南。 陕西作协主席贾平凹,与当年的柳青一样,把笔墨倾注在陕西的土地上,他几乎跑遍了陕南重要的乡镇和村庄。“生活为源泉,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提笔时才能写出想要的东西。”贾平凹说,“柳青的作品一直在影响着、引领着我们,使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文脉长存。” “作家只有具备了现实主义的精神立场,才能在创作中做到‘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使作品具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与辨识度。”白烨说。 继承与创新:现实主义文学之树长青 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日前揭晓,青年作家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在中篇小说排行榜上独占鳌头。该小说以引人入胜的情节,直击社会道德状况,被誉为近年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 “现实主义肯定没有过时。”石一枫说,“恰恰是现实社会的复杂,认识现实的思维方法的复杂,使得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越来越丰富了。”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为青年一代作家所继承和发扬。另一位青年作家徐则臣出版于2014年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呈现了“70后”一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和立体的中国社会,获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誉。在这部40万言的小说中,作者富于创造性地发展现实主义手法,以文体的交叉互补和语言的变化多端形成叙事空间的多重性,挟裹着复杂多义的经验,最终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总体世界。 “当代中国小说开始面对现实,试图处理复杂的中国经验,并在艺术上作出了各个方向的探索。”文学评论家李云雷说,这一积极的创作态势,表明中国文学正处于巨大转变之中——从注重借鉴西方文学,到开始重视本土资源,并在这一基础上探求中国的表现方法。 现实主义不仅是一套创作方法,而且是一种文学精神和文学情怀。在白烨看来,多变而多彩的社会生活,多样而多元的文学手法,使得作家的创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依然是直面人生、直指人心、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不仅为时代所需要,而且为读者所喜欢,也显然更有广泛的影响力与长久的生命力。”

路遥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新时期之初,当许多作家还沉浸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时,年轻的路遥却把目光投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情感与命运。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先后用3年时间、三易其稿,最终发表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上。

路遥在铜川煤矿采访 何志铭摄

这部小说是路遥由自己亲兄弟的人生际遇而生发到对整个中国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的关注,创作出的书写“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命运的小说;也是他摆脱“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创作模式,在新时期较早地开始回归现实生活,进行“对人的重新发现”的探索性小说。小说着力塑造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位既敢于抗争命运又自私自利的具有多重性格的“圆形人物”。这部小说在思考的前瞻性与深邃性上,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上,均超过了同时期许多作家的作品,从而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人生》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83年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真正确立了路遥在新时期文坛的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网络高度发达、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作为“印刷时代”宠儿的文学逐渐边缘化。然而直到今天,当代已故着名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却一直在社会各界拥有广泛的读者,并引发了长久不衰的“路遥热”现象。

现实主义小说《人生》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但他从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开始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路遥最早给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走向大世界》,他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他设定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最初还分别给这三部曲取名为《黄土》《黑金》《大城市》。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人都有自己美好的人生梦想。路遥决定仍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1975年初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书写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奋斗、情感和梦想,讲好普通奋斗者的人生故事。

为何英年早逝的路遥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文学生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用生命所建构的文学世界,呈现了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也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路。

路遥为何要把这部长篇小说设计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呢?他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回答:“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路遥是在这个大转型期由中国最底层农村一步步奋斗到城市的作家,他在不断奋斗的过程中充分领略了这大转型期的主题与诗意,深刻感受到它所具有的史诗性的品格。《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平的人物原型,就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乐,路遥在王天乐的人生奋斗中捕捉到文学的灵感。路遥曾说:“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路遥熟悉这个时代的品性与气质,他有信心驾驭这个题材,用手中的笔绘制理想的史诗性画卷。

路遥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新时期之初,当许多作家还沉浸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时,年轻的路遥却把目光投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情感与命运。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先后用3年时间、三易其稿,最终发表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上。

路遥先后用6年左右的时间,准备并撰写这部三部、六卷、百万字的长篇巨著。仅扎实而认真的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地用了3年时间。他潜心阅读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分析作品结构,玩味作家的匠心,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他甚至还翻阅过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报》。

这部小说是路遥由自己亲兄弟的人生际遇而生发到对整个中国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的关注,创作出的书写“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命运的小说;也是他摆脱“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创作模式,在新时期较早地开始回归现实生活,进行“对人的重新发现”的探索性小说。小说着力塑造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位既敢于抗争命运又自私自利的具有多重性格的“圆形人物”。这部小说在思考的前瞻性与深邃性上,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上,均超过了同时期许多作家的作品,从而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人生》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83年荣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真正确立了路遥在新时期文坛的地位。

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方式,要求路遥一丝不苟、全方位地占有资料,熟悉所书写时代的特征与气质。路遥也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工矿企业、学校、集镇等地,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现实主义小说《人生》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但他从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开始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路遥最早给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走向大世界》,他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他设定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最初还分别给这三部曲取名为《黄土》《黑金》《大城市》。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人都有自己美好的人生梦想。路遥决定仍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中国社会1975年初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书写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奋斗、情感和梦想,讲好普通奋斗者的人生故事。

应该说,路遥在动笔创作这部“宏大叙事”的作品前就做足了功课,他也有能力完成这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

路遥为何要把这部长篇小说设计在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呢?他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回答:“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的普通的读者看的……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

路遥是在这个大转型期由中国最底层农村一步步奋斗到城市的作家,他在不断奋斗的过程中充分领略了这大转型期的主题与诗意,深刻感受到它所具有的史诗性的品格。《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孙少平的人物原型,就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乐,路遥在王天乐的人生奋斗中捕捉到文学的灵感。路遥曾说:“实际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于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路遥熟悉这个时代的品性与气质,他有信心驾驭这个题材,用手中的笔绘制理想的史诗性画卷。

《平凡的世界》的正式创作时间花了3年。1985年秋到1986年初夏,路遥完成了第一部;1986年夏到1987年夏,完成了第二部;1987年秋到1988年初夏,完成了第三部。其间,路遥对每部书的创作均是两稿,手写一遍,再誊改一遍。

路遥先后用6年左右的时间,准备并撰写这部三部、六卷、百万字的长篇巨着。仅扎实而认真的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地用了3年时间。他潜心阅读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分析作品结构,玩味作家的匠心,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他甚至还翻阅过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延安报》。

然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发表过程非常艰难,几乎是“一波三折”。1986年初夏,路遥完成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接连遭到两家出版单位的退稿,最后才在《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刊发。与此同时,组回《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书稿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青年编辑李金玉,也承受了很大压力。领导得知这部书曾经的退稿情况后,也一度缺乏信心,甚至认为李金玉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也就是说,《平凡的世界》一开场就奠定了其悲剧性的命运基调。究其核心原因,就是中国文坛的风向发生变化了,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被文学评论界认为是“过于陈旧”的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方式,要求路遥一丝不苟、全方位地占有资料,熟悉所书写时代的特征与气质。路遥也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工矿企业、学校、集镇等地,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有研究者认为路遥当年固守现实主义阵地,是由于不懂得现代主义文学,其实这个判断是简单的、幼稚的。路遥早在构思《平凡的世界》时,就注意到现代主义创作方法问题。他还反复阅读了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与现实主义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并认真比较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风格。路遥也曾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一些作品中,娴熟地运用过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技法。

应该说,路遥在动笔创作这部“宏大叙事”的作品前就做足了功课,他也有能力完成这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

那么,路遥为何要执拗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呢?按路遥自己的说法:“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也许在以后的另外一部作品中再去试验。再则,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的普通的读者看的。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他还说:“我不是想去抗阻什么,或者反驳什么,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没有必要,我只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自己的实际出发的。”

“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的普通的读者看的……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

路遥读到苏联当代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理论文章,讲“珍惜的告别,还是无情的斩断”的主题时,对王天乐说:“我真想拥抱这位天才作家,他完全是咱的亲兄弟。”事实上,拉斯普京所提出的命题,也是路遥所反复思考的问题,即“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平凡的世界》的正式创作时间花了3年。1985年秋到1986年初夏,路遥完成了第一部;1986年夏到1987年夏,完成了第二部;1987年秋到1988年初夏,完成了第三部。其间,路遥对每部书的创作均是两稿,手写一遍,再誊改一遍。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作品出师不利的情况下,路遥必须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创作的出路:是继续承接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像别人那样“唯洋是举”、彻底割裂传统?是像“历史书记官”那样真实地记录历史,还是进行“个人化写作”?是尊重大众阅读,还是追求所谓的新语言、新形式……路遥用“老土地”的形象比喻,思考自己的困惑与坚持。当然,回答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路遥进一步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

然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发表过程非常艰难,几乎是“一波三折”。1986年初夏,路遥完成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接连遭到两家出版单位的退稿,最后才在《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刊发。与此同时,组回《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书稿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青年编辑李金玉,也承受了很大压力。领导得知这部书曾经的退稿情况后,也一度缺乏信心,甚至认为李金玉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也就是说,《平凡的世界》一开场就奠定了其悲剧性的命运基调。究其核心原因,就是中国文坛的风向发生变化了,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经被文学评论界认为是“过于陈旧”的创作方法。

想通了这些问题之后,路遥的心是坦然的,也是自信的。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路遥并没有选择迎合,而是坚定地固守传统。这样,在整个文坛都“反传统”的时候,路遥却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当然,这也注定了路遥的创作只能是“逆风而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因为他明白,“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有研究者认为路遥当年固守现实主义阵地,是由于不懂得现代主义文学,其实这个判断是简单的、幼稚的。路遥早在构思《平凡的世界》时,就注意到现代主义创作方法问题。他还反复阅读了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与现实主义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并认真比较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风格。路遥也曾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篇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一些作品中,娴熟地运用过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技法。

就这样,路遥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就在写完第二部的时候,路遥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会睡着了。”他当时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结果是他隐瞒了自己严重乙肝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创作。

那么,路遥为何要执拗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呢?按路遥自己的说法:“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也许在以后的另外一部作品中再去试验。再则,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给广大的普通的读者看的。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他还说:“我不是想去抗阻什么,或者反驳什么,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没有必要,我只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自己的实际出发的。”

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反复默念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纪念席勒百年诞辰时所写的《沉重的时刻》中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当然,《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的发表更不容乐观。第二部没有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第三部也只是在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上刊发。

路遥读到苏联当代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理论文章,讲“珍惜的告别,还是无情的斩断”的主题时,对王天乐说:“我真想拥抱这位天才作家,他完全是咱的亲兄弟。”事实上,拉斯普京所提出的命题,也是路遥所反复思考的问题,即“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完成《平凡的世界》创作后,1988年12月30日,路遥给时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的蔡葵的信中,再次明确地宣誓了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作品出师不利的情况下,路遥必须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创作的出路:是继续承接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像别人那样“唯洋是举”、彻底割裂传统?是像“历史书记官”那样真实地记录历史,还是进行“个人化写作”?是尊重大众阅读,还是追求所谓的新语言、新形式……路遥用“老土地”的形象比喻,思考自己的困惑与坚持。当然,回答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路遥进一步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

《平凡的世界》尊重了大众并引导了大众、提升了大众,让无数读者在其间找到了精神寄寓

想通了这些问题之后,路遥的心是坦然的,也是自信的。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路遥并没有选择迎合,而是坚定地固守传统。这样,在整个文坛都“反传统”的时候,路遥却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当然,这也注定了路遥的创作只能是“逆风而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因为他明白,“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事实上,路遥用最在乎读者的创作方法为读者做出的这盘菜,果真赢得了大众的好评。

就这样,路遥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就在写完第二部的时候,路遥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会睡着了。”他当时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结果是他隐瞒了自己严重乙肝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创作。

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开始长达126天的播出。小说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亿万听众的耳畔。这部完整地再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真实地反映社会底层奋斗者悲欢离合和心灵世界的现实主义力作,一下子征服了广大听众,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当年,这部小说的广播直接受众就达3亿之多,听众来信居20世纪80年代同类节目之最。

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反复默念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纪念席勒百年诞辰时所写的《沉重的时刻》中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当然,《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的发表更不容乐观。第二部没有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第三部也只是在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上刊发。

《平凡的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后,于1991年3月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时的路遥仍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他强调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完成《平凡的世界》创作后,1988年12月30日,路遥给时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的蔡葵的信中,再次明确地宣誓了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1992年11月17日,路遥英年早逝。但他并没有远去,而是通过作品不断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读者。路遥病逝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应听众的强烈要求,又先后多次重播《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也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为数不多的“畅销书”和“常销书”,被读者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路遥的读者群自然也非常庞大,既有像马云、潘石屹、贾樟柯那样的成功人士,更有众多普通的青年学生、社会各个阶层的奋斗者。

《平凡的世界》尊重了大众并引导了大众、提升了大众,让无数读者在其间找到了精神寄寓

新世纪以来,《平凡的世界》的影响更为广泛。2008年10月,新浪网做过“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平凡的世界》以71.46%的比例高居榜首;2012年,山东大学文学院也做过“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读者接受调查,《平凡的世界》仍然以38.6%的比例高居榜首;在全国多个重点大学的抽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一直是大学生最喜爱的作品。

事实上,路遥用最在乎读者的创作方法为读者做出的这盘菜,果真赢得了大众的好评。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评论界也开始认真思考“路遥现象”。复旦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郜元宝认为:“在路遥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种立体、全景、即时地描写当下生活的史诗性巨著。”“斯人已逝,现在再向路遥致敬,可惜已经太迟,但诵读遗编,永远不晚。一部《平凡的世界》终将重绘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开始长达126天的播出。小说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亿万听众的耳畔。这部完整地再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真实地反映社会底层奋斗者悲欢离合和心灵世界的现实主义力作,一下子征服了广大听众,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当年,这部小说的广播直接受众就达3亿之多,听众来信居20世纪80年代同类节目之最。

那么,《平凡的世界》究竟具有怎样的穿透力,从而赢得了无数读者呢?这部小说是路遥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力作。路遥是地道的陕北农民的儿子,陕北文化大气、包容、担当、进取、利他的特点给予其特殊的熏陶与滋养。他懂得自己艺术创作在本质上与父亲的劳动并无二致,并由此生发出许多至理名言:如“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只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人可以亏人,土地不可以亏人”“有耕种才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为此而终生遗憾……”这些具有农民哲思的人生箴言,是路遥这位有着深刻农民情结与土地情结的作家人生体悟的真实流露,这也是他长期思考人生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由此,他才有“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的响亮声音。这样,路遥在创作中表现令人钦佩的真诚和难以置信的生命能量,才是必然的逻辑。

《平凡的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后,于1991年3月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时的路遥仍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他强调要“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事实上,《平凡的世界》一方面真实地记录那个大转型时期,真正承担了“历史书记官”的功能;另一方面,这部小说所传达出的精神价值,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继承,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小说中的人物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人生充满挫折但自强不息,出身卑微但敢于追求爱情,它重构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食粮,温暖了无数人心。也就是说,《平凡的世界》尊重了大众并引导了大众、提升了大众,让无数读者在其间找到了精神寄寓。

1992年11月17日,路遥英年早逝。但他并没有远去,而是通过作品不断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读者。路遥病逝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应听众的强烈要求,又先后多次重播《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也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为数不多的“畅销书”和“常销书”,被读者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路遥的读者群自然也非常庞大,既有像马云、潘石屹、贾樟柯那样的成功人士,更有众多普通的青年学生、社会各个阶层的奋斗者。

作品是作家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作家最好的纪念碑。路遥虽然离开人世已经26年了,但他却一直活在作品中,活在读者心中。对于路遥这位最在乎读者的作家,读者又怎能忘却他呢?

新世纪以来,《平凡的世界》的影响更为广泛。2008年10月,新浪网做过“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平凡的世界》以71.46%的比例高居榜首;2012年,山东大学文学院也做过“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读者接受调查,《平凡的世界》仍然以38.6%的比例高居榜首;在全国多个重点大学的抽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一直是大学生最喜爱的作品。

(作者:梁向阳,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评论界也开始认真思考“路遥现象”。复旦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郜元宝认为:“在路遥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种立体、全景、即时地描写当下生活的史诗性巨着。”“斯人已逝,现在再向路遥致敬,可惜已经太迟,但诵读遗编,永远不晚。一部《平凡的世界》终将重绘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那么,《平凡的世界》究竟具有怎样的穿透力,从而赢得了无数读者呢?这部小说是路遥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力作。路遥是地道的陕北农民的儿子,陕北文化大气、包容、担当、进取、利他的特点给予其特殊的熏陶与滋养。他懂得自己艺术创作在本质上与父亲的劳动并无二致,并由此生发出许多至理名言:如“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只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人可以亏人,土地不可以亏人”“有耕种才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为此而终生遗憾……”这些具有农民哲思的人生箴言,是路遥这位有着深刻农民情结与土地情结的作家人生体悟的真实流露,这也是他长期思考人生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由此,他才有“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的响亮声音。这样,路遥在创作中表现令人钦佩的真诚和难以置信的生命能量,才是必然的逻辑。

事实上,《平凡的世界》一方面真实地记录那个大转型时期,真正承担了“历史书记官”的功能;另一方面,这部小说所传达出的精神价值,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传统的继承,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小说中的人物成为改革开放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人生充满挫折但自强不息,出身卑微但敢于追求爱情,它重构了中国社会的精神食粮,温暖了无数人心。也就是说,《平凡的世界》尊重了大众并引导了大众、提升了大众,让无数读者在其间找到了精神寄寓。

作品是作家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作家最好的纪念碑。路遥虽然离开人世已经26年了,但他却一直活在作品中,活在读者心中。对于路遥这位最在乎读者的作家,读者又怎能忘却他呢?

(作者:梁向阳,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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